香港文学其实是一部历史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卢玮銮在2002年退休之际将她多年搜集整理的香港文学史料送赠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香港文学特藏室，并建立香港文学数据库使得各类史料得以明确分类与永久保存。卢玮銮曾说：“这不是怀旧。如果只是缅怀过去走过的路，没有总结经验来帮助自己更健康地向前走一步，这种怀旧便不够好了。”

香港对于香港文学的探寻由来已久，并在“本土意识”的感召下愈演愈烈。过去的殖民地身份、97年的回归、08年金融海啸的冲击、14年的占中、现下澎湃的政治风气与停滞的经济发展……香港就这样在经济与政治的激荡和对未来的迷茫的双重裹挟下前进，在把握不准定位时蓦然回首，欲从历史中找寻身份认同。香港文学，作为记录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港人避无可避的线索，也成为他们振兴本土意识的旗帜。

香港文学迄今为止依旧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不论是香港人所写的文学，以香港为背景的文学，抑或是在香港出版的文学，都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然而这或许也是香港文学奇妙之所在。

1919年内地“五四运动”的爆发辗转影响到了香港，香港文学由之前以文言文为主的主要提供娱乐和消遣的旧派文学转为以白话文写就的新文学。这个时期不得不提到的人便是鲁迅。1927年，鲁迅受邀来到香港演讲。在《无声的中国》中，鲁迅呼吁青年“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希望大家“大胆地说话”；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鲁迅呼吁中国抛弃旧文学，提倡新文学。鲁迅并未在香港生活过，他仅是借着香港的自由空间来发声。然而这掷地有声的演讲对香港文学确是有一定影响：香港的第一本白话文文学期刊《伴侣》于1928年出现，主要刊登诗、散文和小说。这只“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可以说是在鲁迅极具感召力的话语的催化下诞生的。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内地战火狼烟，大批的大陆作者南下，极大地激荡了香港文坛，比如矛盾、许地山、戴望舒、萧红等。他们来这里复刊或创刊，包括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星座》、茅盾主编的《笔谈》等，其中以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作家阵容最为鼎盛，创刊号首页列出的作家就有巴金、冰心、丁玲等六十七位中国文坛的重要作家。除了创办刊物之外，南来作家们也留下了许多经典的作品，如矛盾的《腐蚀》、萧红的《呼兰河传》、许地山的抗日小说《铁鱼的腮》，以及戴望舒诗集《灾难的岁月》里的作品。

1949年新中国成立。面对这个重大的政情转变，部分内地作家选择南下至香港落脚，包括徐訏、徐速、张爱玲、刘以鬯等。徐訏的《江湖行》第一部出版于1956年，至1961年第四部终结，1000多页的作品可谓是“宏伟巨作”；时空广阔，人物众多，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缩影，呈现出典型的现代主义特征。徐速在50年代末出版的《星星・月亮・太阳》、《樱子姑娘》等以抗日为背景的爱情想说畅销香港和东南亚；他主编的《当代文艺》在六、七十年代行销东南亚，对香港的青年作家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张爱玲在移居美国前在香港住了几年，并写了《秧歌》、《赤地之恋》两部作品，虽然其内容备受争议，但中国传统叙事手法的艺术表达形式广为称颂。刘以鬯注重用现实主义手法将地方置于历史性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描写；他的小说《天堂与地狱》、《酒徒》等均具有很强的“在地性”，囊括了许多香港元素，香港的社会环境成就了他的文学，他的文学也对香港文坛乃至文艺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王家卫的《2046》和《花样年哈》的灵感来源便是刘以鬯的小说《酒徒》（1963年）和《对倒》（1972年）。

这个时期不得不提的还有《中国学生周报》（后称《周报》）。《周报》是综合性刊物，其中文学创作、翻译、评论占据很大比重。它创刊于1952年，出版了22年之久，在不同时期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在50年代时期，它主要以发扬中华文化精神为主；进入60年代，《周报》转而讨论香港的社会、文化现象，反映香港中西文化交叉的特殊“本地色彩”；进入70年代，《周报》走上“关中爱社”的道路，即“关心中国发展，爱护香港社会”。《周报》坚持了22年之久，见证了香港社会、文学和青年的变迁，不仅成就了一个庞大的话语系统，更是培养了一批本地青年作家，如李英豪、西西、岑昆南等。

七十年代香港文学的特点在于“本土意识”抬头。那个时期香港的金融业、地产业、旅游业的发展极为迅猛，成为国际性金融中心。政府在良好的经济与教育环境下开始支持文化活动。读着《周报》的香港一代已经长成，并纷纷创办文学刊物。何紫、西西、小思、亦舒等都是那个年代本土意识较高的作家。除了这群本土作家，经历过文革的内地作家在经历伤痛后来到香港，发表他们的作品。原籍台湾的陈若曦在经历过文革后来到香港，发表的小说《值夜》、《晶晶的生日》等引起广泛关注；金兆的《芒果的滋味》、裴立平的《刺栗花开的时候》、白洛的《赛马日》等都是文革小说的重要篇章。值得一提的是，时任新亚书院中文系讲师的徐訏自1966年起开始连载“文革”题材作品《悲惨的世纪》，直至1972年脱稿，以寓言的形式描写“文革”，是极具先锋性重要作品。

进入八九十年代，香港政治时局颇为动荡，然国际在港投资有增无减，经济持续发展。自由的社会环境、各文化的交织以及港人对于未来的不安全感成就了一个内容丰富的文化生态。在此生态中得以繁荣的是报刊专栏。专栏作家不限于一般文人，律师、医生、电影人等都可以写文章。读者对专栏的文学性要求不高，仅是从他们的本行经验获取资讯和意见，因此专栏文学具有“直抒胸臆”的特点。胡菊人、戴天、蔡澜、亦舒等人都是个中翘楚。此外，金庸的武侠小说、卫斯理（倪匡）的科幻小说、亦舒的爱情小说都伴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而流行起来，粉丝遍布东南亚。

香港的独特性质决定了香港文学与其他任何一种中国文学都不同。它以自由为土壤，以政经动荡为养料，带着西方文化的基因，长成如今这般模样。如今，许多人回身拥入香港文学历史以寻求“本土身份”，振兴“本土意识”。但是一味地强调“本土”或许会模糊了香港文学研究的真正意义，它不在于“我是谁”，而在于在明白“我从哪里来”之后，搞清“我要到哪里去”。

限于篇幅，此番回望香港文学定是片面的。或许你可以从下面几本书中窥探到香港文学脉络。或者你可以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香港文学资料库网站（http://hklitpub.lib.cuhk.edu.hk ），通过数字化的史料触摸香港文学的温度。

 

《香港文学概观》

作者：潘亚暾、汪羲生

本书结合历史讲述香港文学的发展，涉及面广泛，既有文学思潮、社团、流派的介绍，又有具体作家、作品的论述，全文近700页，是目前为止对于香港文学的论述中较为详实的一个版本。

 

《香港文学散步》

作者：小思（卢玮銮）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忆故人”是以那些对香港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家为切入点，录入他们的及其他作家与之相关的作品；第二部分“临旧地”是以作家所到过的地方为切入点，纪录他们在那里做了什么，发表了那些演讲。

 

《地文志》（繁体）

作者：陈智德

本书是通过叙述香港一些地点的历史，展开对相关时段的文学的阐述。这不仅能够加深对文学的理解，更让我们明白香港为何是今日之香港。

 

《我城》

作者：西西

这部风格独特的小说被认为是开创了香港本土城市文本的先河，作者西西用鲜活的笔触描写了30多年前香港人的真实状态，记录下很多历史瞬间。

 

《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

出版社：商务出版社

本套书共分12卷，包括新诗、散文、儿童文学、酒体文学、小说、通俗文学等不同文学类别。书中的“香港”是一个文学和文化空间的概念，容纳其他文化环境不同的文学内容或形式，抑或是促进了各种文学观念和文本的传播。它通过文学形式分类的方式，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香港文学在1919-1949年间的发展。

华裔科学家称MH370或垂直入海，事故调查关键在于找到黑盒子

2015年4月，一篇发表在美国数学杂志上的有关马航MH370如何坠海的论文引发了业界热议。

文中称，MH370迄今还没有发现残骸，极有可能是因为飞机是垂直入海的，因而机身最大程度地保持完整并沉入海底。

这个结果是由得克萨斯农机大学应用数学博士陈巩带领一群专家学者利用超级计算机进行数学建模得出的。陈巩博士的团队或许是第一个研究飞机如何坠海的团队。

7月29日，当地人在印度洋法属留尼汪岛上发现一块飞机残骸，马来西亚官方在查证之后表示，几乎可以确定该残骸是一架波音777的襟副翼。

为此，记者联系到了身处美国的陈巩博士，求证发现的残骸是否为他的模型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注意力集中在研究飞机的轨迹，无人讨论飞机如何坠海

在马航失联的新闻出现的第一天，陈巩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但是他当时还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后来他发现，当下研究的重点都在马航的飞行轨迹上，没有人在意飞机是如何坠海的。他意识到用数学的计算方法来建模或许能够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召集了他带的数学博士与几个其他学校的航空学、破坏与断裂力学的教授展开了相关研究。

模型是以未发现任何飞机残骸为前提，以航空学与物理学为基础，利用了力学与应用数学的多项方程式，在得克萨斯农机大学的RAAD超级计算机上进行运算得到的。陈巩团队计算考虑到五种飞机入水情况。但根据实际情况，他们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飞机垂直坠海。

“飞机垂直入海的话它在入水的时候受到的弯曲力是很小的。如果是有一种角度入海的话，它的扭转力会特别大，机身会断裂。机身断裂就会有大量的漂流物，”陈巩博士对此结论解释道。

陈巩博士继而表示，机身断裂与机身破洞也有区别。机身断裂会出现大量漂流物，而机身破洞只会有东西慢慢地漏出来，不会有大量的漂流物。

残骸的发现与模型并无矛盾

马航坠海的模型是构建在无飞机残骸的基础之上的，若残骸属于MH370，则其发现似乎证伪了陈巩团队的研究。然而陈巩博士表示，此片残骸的发现与他们的模型并无冲突。

陈巩博士表示，飞机只要是坠海，不论是以什么形式，机翼是一定会断的；另一方面，飞机失事16个月都没有发现任何漂流物，直到最近才出现疑似与马航相关的破损的行李包、矿泉水瓶等漂流物，且仅是少量，这表示机身在坠海时并没有断裂（否则应该很快就有大量漂流物出现），而最近有可能因为撞到海底或受到洋流的冲击，机壳破损，因此出现了少量的漂流物。

陈博士还提到，他发现这个机翼的碎片前端保持原型，后端却凹凸不平。他认为如果能够将相关具体参数加入重新计算，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目前只是推论，关键在于黑盒子

今日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航空专家研究推论说马航的机长是有意造成飞机离开航道。对此陈博士表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最后机长很有可能是有意让飞机垂直坠海。

陈博士随后补充道，目前所有的论断都是设想和推论，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

“你要是要百分之百的证据，还是要把黑盒子找出来。黑盒子里有最后飞机入海的速度啊等等数据。找到它，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推论是对还是不对，”陈博士说。

要找到黑盒子，陈博士认为还是要根据英国公司Inmarsat推出的飞机飞行的轨迹来找。此外，他认为新找到的碎片上有很多贝壳在上面，可以对其做一些DNA分析，或许可以得到一个飞机最有可能出现的范围，从而对搜寻有所帮助。

如有可能，会继续更新模型

陈巩博士表示，从第一篇发现残骸的新闻出来，他和他的团队就想继续这个模型的计算。

“不管怎么样，这个碎片和漂流物的发现会对研究和检查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陈博士说。“首先对于这些受害者的家庭，他们确实是希望直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而对我们这些做研究的来说，或者是空难的鉴定人员来讲，我们能够有进一步的推断。”

但是陈博士随后表示，这个研究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团队的合作与研究经费的支持，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而能否有机会参与到事件的调查，也要看国际法庭是否邀请他参与鉴定。

18个月未见的马航终现身？

“经过与波音777的襟副翼图表的比对，发现此残骸与波音777有相似处；此外，在残骸上发现了序号‘BB670’，但此序号或与消失的飞机无关。”

这是法国航空学专家泽维尔·泰特曼（Xavier Tytelman）博客上的一段话。

当地时间周三，一名留尼汪岛居民将其拍摄的飞机残骸照片发给泽维尔。泽维尔动用了他手头的所有资源，并与一群航空专家秘密研讨此残骸是否属于MH370。最后他仍不能确定此残骸属于MH370。

据法新社报道，该飞机残骸是当地人在清洁沙滩时发现的，目击者称残骸上还覆盖着贝壳，表示残骸在水中时间不短。

残骸被发现后，法国有关部门立即前往发现地点并展开相应调查。法国国家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BEA）发言人随即向媒体表示，分析局会与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及司法部门通力合作对此飞机残骸进行调查，但当下还不能肯定此残骸就是波音777飞机甚至是MH370的一部分，并表示已将残骸照片发予波音公司以确认其是否所属波音777。

澳大利亚交通安全局发言人乔·哈特雷（Joe Hattley）向媒体表示，如今调查人员正试图确认两组数字，一组是零件号，一组是序列号。零件号能够说明残骸所属的机型，序列号能够说明残骸是否属于那架消失的波音客机。

同时哈特雷称在未来的48小时内，残骸是否属于消失的马航会有一个结果。波音公司对此未作评论。

匹兹堡大学航空学教授杰森·梅德顿（Jason Middleton）表示，如果残骸属于MH370，则其能够提供相当珍贵的线索，有助于调查飞机为何消失、飞机是在空中还是在水中解体以及飞机失事的惨烈程度。

今日下午4点半左右，马来西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向媒体表示，几乎可以肯定此飞机残骸属于波音777客机。

距2014年3月8日马航MH370失联已近17个月，期间先后有25个国家参与搜索行动。直至24日，马来西亚总理确认MH370飞机失事为止，各国利用卫星发现澳大利亚海面存在多件漂浮物，均位于珀斯以西。但到目前为止没有物体被确认为于MH370有关。

4月12日，澳大利亚总理称搜寻到来自MH370航班黑匣子的信号，马航空中搜索结束。此段搜索工作中，共有10架民用飞机、19架军用飞机与40艘舰船参与。此外有1788艘渔船也出动参与搜救。

4月14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联合协调中心宣布，决定部署美国海军“蓝鳍金枪鱼-21”自主式水下航行器下水展开搜寻行动。但到5月28日最后一次搜索完成之前，未发现任何飞机残骸。

10月6日，位于南印度洋的水下搜索行动重新启动。然而至11月26日为止，澳大利亚宣布相关船只已经完成对7000平方公里的海底进行了搜索，但仍然一无所获。

此外，多国发动卫星联动搜索。中国发动10颗卫星为地面搜救提供技术支持，其中，部分卫星还停止原有工作计划，全力投入搜救行动。美国、法国、越南、日本等多个国家也同时卫星聚焦相关海域。

2015年1月29日，马来西亚民航局宣布MH370航班失事，机上全部239名乘客及机组成员全部遇难。在此期间有25个国家派出65架飞机和95艘舰船参与了MH370航班的搜寻与救援工作。

生于不满的乌托邦

“这不应该是我们曾用拼命奋斗换来的大学。”

于是有了“刻度”，一个大学生青年空间。

“我设想的大学里，大学生喜欢读书，一起聊天，关注时事，关注新闻，更有社会责任感，课堂也不是填鸭式课堂，”刻度创始人郭庆斌说道，“所以我们希望搭建一个我们理想中的大学。”

刻度的文化衫和logo都是刻度团队自己设计的。（图片来源：Echo)

刻度可以说是植根于一群大学生对生活的不满，萌芽于他们对理想的向往，成长于他们对改变的迫切。他们渴望一个自由而开放，包容而独立的空间，借由碰撞的思想产生的光亮折射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诠释。“让每个人都成为世界的刻度，”郭庆斌说，“这就是‘刻度’二字的含义。”

郭庆斌是烟台大学法学院大二的学生。高考结束后，他因为向往法律的正义而报考烟台大学法学院，而现实却大大低于他的预期。一群单纯为了好工作的同学，一些没有意义的课程，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迷茫。

大一时郭庆斌加入了西望桥，一个由烟台大学学生自主运作和管理的公益组织，并去到贵州支教三个星期。在西望桥团队的影响下，他逐渐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群人很重要，”郭庆斌补充道，“所以我创建了这个青年空间，想要先聚起一群对现状不满想要改变的人，然后这群人再去影响身边的人。”

郭庆斌的计划是让先聚起来的人通过宣传与活动影响自己身边的人，再由这些身边的人再去影响自己的朋友，建立一个以刻度为中心的“社交网络”。他认为以这种影响力而发展的群体黏度更强，使得受众更为固定，影响也会更深入。

“我们就想专注于学生这个群体，”郭庆斌说，“如果把受众范围定的太广，我们反而不知道应该要做什么。”

郭庆斌正在努力为大学生打造一个自由而包容的青年空间，大家在这里畅所欲言，增长见闻，培养人文主义情怀。“我希望刻度能够给他们提供一种归属感，能让他们在这里学会思考，成为热爱生活，敢于担当的人。”

“如果年轻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坚持的话，那么何必青春。”（图片来源：Echo）

对于烟台大学大三的学生王丹晶来说，刻度就是这样一种存在。

“我觉得刻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迷茫了之后可以去的地方，”王丹晶说，“刻度的活动自由开放包容独立，每个人都有畅所欲言的权利，每一个想法都会被尊重，还能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

“但是刻度作为一个青年空间，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王丹晶补充道，“刻度的活动少了些更深层次的东西。我们可能暂时找到了一种让自己精神愉悦的方式，但是并不能从长远意义上改变一个人。”

西望桥社会关系合作部部长田耘也这么认为：“活动就像在表面打乒乓球一个样，无法往深处挖，显得有些肤浅。”

郭庆斌说，深入的交流是他这一年来一直想做，但是没有达到的。“我希望它能影响更多人，影响力也更深入。大家来了之后能有一个深度的交流，而不是说来了听别人讲，听完了就散了。”

不过对郭庆斌来说，创建刻度最难的或许不是刻度的建设，而是周围人的质疑和反对。

“我妈就觉得做这个意义不是很大，它不能帮你找工作，不能让建立变得更好看，”郭庆斌无奈地说，“我的同学觉得参与活动还不如上个自习更有用。他们还是从一个比较功利的角度出发的。”

理想主义的郭庆斌认为现在的社会处于一个功利的时代，导致大学对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缺乏重视。他希望刻度的活动和交流能够让学生达到自我教育与自我成长的效果。“一个人的理想状态我认为他首先应该是清醒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此外他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人，会生活。”

现下郭庆斌正忙于为刻度建立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以保证刻度日后能够继续存在与发展。

“现在的状况是，没有郭庆斌，就没有刻度，”田耘表示。“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改变的。如果他希望刻度好好活下去，他需要让刻度自己拥有生命里存在下去。”

“我希望能够建立几个固定的活动模式，”郭庆斌说，“比如北京的青年空间有‘给我三分钟’、‘一千零一夜’这种活动模式，我们也希望能够创造这样的活动模式，每次往里填充不同的东西。这样即使我毕业离开了，刻度也可以正常运转。”

Some personal thinkings

几日前友人对我说截图一帖告诉我“读新闻不要在大陆读”，我还义正严辞地直呼“我不觉得西方的新闻比内地好到哪去”。而今日获悉大陆屏蔽路透社无疑是给我打了响亮的一耳光。

来到香港之后我确是看到了许多大陆看不到的东西，也大体明白屏蔽原因之所在。但如今在海内外交流日益频繁、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屏蔽已是于事无补。何苦出力不讨好呢。

先不说留学学生可在SNS上传递消息分享信息，仅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各类翻墙软件已经使得信息无法被完全封锁了。恕我愚钝，实在看不出屏蔽之必要，还落下话柄让西媒拿来做文章。

就我个人来看，关注新闻的人都是质素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良好的人。我并不认为他们会因为某些敏感言论而改变自己的立场。相反，我觉得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促进。他们会看到这个大千世界有各式各样的价值观念，虽是良莠不齐，但他们能够辨别出哪些值得借鉴思考哪些纯是瞎扯胡闹。如果大众能够接触到的信息资源仅是处于“够用”的状态，那或许国民素质也就是“够用”的程度。

我现在依旧是这种观点，西方的新闻也并不是就达到了他们所谓的理想状态，毕竟有人就有价值取向，谁也不能担保自己立场完全中立。大陆的新闻人及学者其实对大陆的新闻业界的了解非常透彻，也勇于承认。如果信息开放，大陆的新闻会极速发展。

个人感觉，如果壁垒撤销，大陆的各类文化产业都会有所发展。这或许才是某种意义上真正的改革，会让西媒刮目相看，大众好评如潮的改革。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需要时间的，漫长且痛苦。在科技发展迅猛的今天，政府迟早会看到这一点，或者已经看到了，只是缺乏一个助力器。我依旧对大陆的新闻抱有信心。即使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壁垒完全撤销，以后迟早也会走上这一步的。眼前是很重要，未来也很重要。我处在这个漫长过程中感到痛苦而快乐。总得有人经历这一切，而我应该庆幸我是其中之一。